初唐时期百废待兴的社会风气与咏史诗的创作-【xinwen】

一、初唐时期的社会情势

公元618年，中国历史进入了唐代这个鼎盛的王朝，这也是一个文化全面走向繁盛的诗的王朝。初唐时期，刚刚取得天下的李唐王朝，如初升的朝阳一般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唐初的统治者顺应民意，对前朝遗留下来的矛盾进行了调节，并逐渐赢得民心。表现在诗歌的领域上，此时的咏史诗，多借助历史人物事件，颂扬新王朝的德威和受命于天、造福为民的合理性。同时，他们在咏史时，还“以史为鉴”，借以往历史教训来反思当朝，写下了不少以古鉴今的作品，他们的以古鉴今，充满了对治世的渴望、歌颂与自信。他们一方面对历史的权威性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有焉知今不如古的信心，体现出一种积极健康的历史观念。

二、初唐咏史诗的创作阶段

（一）前期贞观群臣的咏史诗创作

初唐前期创作以贞观君臣政治集团为核心。虽然也有下层在野之士，但仅有王绩一人。在主题思想上，这一时期的咏史诗主要侧重于对古人的颂扬与历史的借鉴，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唐太宗李世民的《咏司马彪续汉志》，王的《咏汉高祖》《咏淮阴侯》，魏征的《赋西汉》，郑世翼的《过严君平古井》，欧阳询的《道失》等，均表现出这种主题取向。以贞观君臣为核心的咏史创作，侧重于对古人的颂扬与批判，注重历史的讽谏意义和颂美规箴，具有较明确的现实指向。此时，历史成为一种为现实政教服务的手段。

初唐前期创作以贞观君臣政治集团为核心，颂美规箴，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这和正统儒学文艺观有关。这种主题取向，虽然使作品含有一种微言大义，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且“反映了当时政治开明、言路通畅的风气。那种君臣同心协力开创太平基业的决心和信心，对有唐一代文人的精神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是其优点。但是因过分注重“史”与现实间的联系，导致了作者自身情感的缺失，显得诗味不足。

（二）后期宫廷诗人的咏史诗创作

咏史诗的发展进入了初唐后期。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讲，实现了由贞观重臣到宫廷、下层文人的身份转换。初唐前期的咏史作家，就其身份特征而言，更多的是政治家，文学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余事。但是到了后期，咏史创作真正地转入到文人手中。

这一时期作者群体以宫廷文人为咏史创作的主导力量，主要诗人有张文琮、上官仪、宋之问、沈期、崔、李峤、杜审言、郭震、王无竞、崔融、李适、刘宪、徐晶、徐彦伯、于季子、乔知之、乔备、韦嗣立、吴少微、赵彦昭等人。他们的咏史诗的题材主要集中于两类：

1.奉和应制诗，主要有上官仪《假作赋得鲁司寇》，宋之问、刘宪、赵彦昭、李、李峤的《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韦嗣立《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沈期《初冬从幸汉故青门应制》等。这些作品除上官仪《假作赋得鲁司寇》之外，均为唐中宗景龙时期（707-710）的作品。由于是奉和应制，大多没有表现出真情实感，没有什么意义。

2.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特别是乐府类较多，主要有张文琮《昭君怨》，上官仪《王昭君》，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西施浣纱篇》《息夫人》，崔《婕妤怨》，杜审言《赋得妾薄命》，董思恭《昭君怨》，郭震《王昭君》3首，王元竞《凤台曲》《铜雀台》《巫山》（一作宋之问诗），徐彦伯《婕妤》，乔知之《绿珠篇》《铜雀妓》，乔备《长门怨》《秋夜巫山》，王适《铜雀妓》，沈期《长门怨》《凤箫曲》《铜雀台》《王昭君》《巫山高》2首，张循之《巫山高》（一作沈期诗）、《长门怨》（一作张修之诗），东方虬《昭君怨》四首等，共有计32首，创作量接近整个初唐咏史诗的四分之一。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太深的思想意义，文辞华美浮丽，而主题开拓较小，是对南朝以女性为关注对象的乐府咏史诗风的另一种延续。

（三）后期下层文人的咏史诗创作

当宫廷文人把咏史诗创作引向一种应制奉和、颂古娱乐的道路上时，远离庙堂的下层文人已开始在“方圆异用，遭遇殊时，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迟迟”的现实际遇、穷通道际中，以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历史关怀将咏史诗的发展引入到一个健康良性的轨道。虽然与宫廷文人相比，他们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在咏史创作中亦不占主体地位，但是作品所凸显的内涵主题、价值意义却远远超过宫廷之作。这一时期，下层咏史文人主要有陈子昂、卢照邻、杨炯、骆宾王、王勃、刘希夷、王梵志、吴少微等，其中最突出的是陈子昂。

下层文人的创作首先体现在乐府歌行方面，主要作品有：卢照邻《刘生》《王昭君》《长安古意》，杨炯《刘生》，骆宾王《王昭君》《帝京篇》，王勃《铜雀妓》2首、《临高台》，吴少微《长门怨》《怨歌行》等12首，在总量（按：下层文人咏史诗共计55首）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这些作品中，也有几首是以女性为题材的旧题乐府。这实际上是在“初唐诗坛普遍沿袭齐梁陈隋艺术表现的风气中”，受南朝遗风特别是当时上层文人学效南朝之习的影响而作，没有什么特色。

三、初唐咏史诗的主要特点

（一）创作队伍扩大

初唐时期，咏史的创作队伍明显壮大，而且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创作群体。一种是帝王贵胄创作群体，其中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如魏征、王、褚亮、虞世南、李百药等。这是初唐时咏史诗的新特色。他们的创作成就并不突出，但他们俯揽古今的气魄是宏大的。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对于扩大咏史诗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另一群体是地位不高而才智过人的知识分子，如初唐四杰均有咏史怀古诗的创作，其中卢照邻和骆宾王尤其突出。另外，刘希夷、陈子昂等人也都有上乘表现。

（二）题材更加广泛

唐以前的咏史诗题材十分有限，吟咏最多的是荆轲、三良、王昭君等几个历史人物。唐初大规模修史的行为，丰富了文人们的历史知识，开拓了文人们的历史视域，使他们的历史理性更加健全。因而不仅更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迹进入到诗人笔下，而且出现了以某一朝代为吟咏对象的咏史诗，如魏征的《赋西汉》、虞世南的《赋得吴都》等。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大量的“经古人之成败（之地），咏之”的怀古诗，这对于确立“怀古”一体具有重要意义。诗人们除了吟咏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外，还对与某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关的地点进行咏叹，这就大大拓展了咏史诗的题材范围和艺术表现能力，使之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感。吟咏当朝史事的咏史诗的出现也是唐代咏史诗的一个特色。

（三）体制更加丰富

初唐诗人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六朝以来以古体和乐府写作咏史诗的传统，而且在使用近体写作咏史诗方面也有成功尝试。尤其是五律和五绝咏史诗，是初唐诗人在咏史体制上的突出贡献。

初唐咏史诗明显接受了旧的诗歌体制的影响，其体制以五言古诗和乐府诗为主。同这一体制相适应，初唐咏史诗在表达方式上多用赋笔，杂采史事，叙而成篇。名为“咏”史，实为“叙”史，是“叙”与“赞”的结合，而不是“叙”与“咏”的完美统一，这时期的以乐府古题写成的咏史诗，包括有《王昭君》（或《昭君怨》）、《婕妤怨》（或《婕妤》《长信宫》）、《铜雀妓》（或《铜雀台》）、《长门怨》《巫山高》（或《巫山》）等，多为女性题材，明显带有宫怨诗的痕迹，格调清怨而讽慨不深。初唐诗人们在前人基础上还尝试使用五律和五绝来写作咏史诗，如魏征的《赋西汉》、卢照邻的《刘生》等，这些诗作在字数上明显减少，而采用追求韵律的方式来写，作为最初的尝试，他们虽然不是特别完备的五律与五绝，但是却对盛唐诗人采用五律五绝来创作咏史有着积极的影响。

四、初唐咏史诗的主题

（一）积极自信，感而不伤，观古今兴替，为本朝之借鉴

唐朝建立在短命的隋朝之后。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朝代。它结束了南北朝长达270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但是辉煌一时的隋王朝却仅仅历经37年就灰飞烟灭，修运河、筑长城、营东都、征高丽、建宫殿……这一系列“盛事”，换来的却是叛兵四起、烽烟遍地。而统治者隋炀帝的骄横残暴与纵欲无度，无疑是最终导致其身死国灭的主要原因。他的结局对于后来的帝王，有着惊心动魄的警示作用。

唐初统治者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亲眼看到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几乎成了他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一深刻的认识，正是他们总结历史而又验证于现实的朴素而伟大的真理。从唐高祖到唐太宗时期的大规模修史，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因而在初唐咏史诗中，观古今之兴替、为在身之龟镜是一个基本的主题。

初唐诗人在咏史时注重以古鉴今，充满了对治世的渴望、歌颂与自信，体现出一种积极健康的历史观。如唐太宗李世民《登三台言志》，将咏史与言志结合在一起，在评秦论汉的同时，也寓含向历史寻求经验教训的意图。他清醒地看到统治者的“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是亡国的根本，因此才以此自警“念劳惭逸己，居旷返劳神”。而“所欣成大厦，宏材伫渭滨”一句，又清楚地看到人才的重要作用，并满怀信心网罗天下人才，共铸辉煌盛世。这首诗鉴往思来，具有雄视百代的气魄、四海一家的自豪、励精图治的热情和居安思危的理智，体现了一个开国明君的胸怀和胆略。魏征有《赋西汉》一首：“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这首诗历述高祖、文帝、武帝之事，而结尾以“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要求君王制定礼仪才是治国之本。虽说纯赋西汉，又是咏事，但劝勉本朝君王之意还是不难看出的。

初唐君臣从历史中获得的教益足以让他们在治国的实践中趋利避害，而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他们把握现实、开创未来的信心。他们向历史寻求借鉴的态度是积极的，是以胜利者的雍容大度去吸收历史上灭亡的经验教训。因此初唐咏史诗讽少颂多，感而不伤。即使是讽谏意味，也是建立在对君主的颂扬基础上的，是一种殷切期望与共勉，是君臣上下励精图治的自我约束。

（二）渴望功业，呼唤理想人格

唐太宗重视网罗天下人才，以后一直到唐玄宗统治前期，唐朝的人才政策都是很吸引人的。即使是武周篡唐的政治风波，也没有影响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同统治阶级一样，初唐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时也表现出空前的自信。尽管地位并不高，但他们却敢于雄视百代、指点江山。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就豪情万丈地宣言：“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王勃《感兴奉送王少府序》也雄心百倍地宣称：“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骆宾王诗曰：“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卢照邻也说：“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央难久恃”（《行路难》）“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长安古意》），这都流露出文人的终将改变命运、不会久居贫贱的坚定信念。

（三）借题发挥，抒发失志之悲

初唐虽然雄视百代，满怀希望，但是希望也有会落空的时候。新时代所带来的希望有时反而会加重现实中的失落感，骆宾王在《帝京篇》中就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清楚：“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在陈子昂的咏史怀古诗中，这种颂古伤今的情绪更明显。他“感时思报国”（《感遇》二十五），却“世道不相容”（《感遇》十八），因此满怀失意，怀古踌躇，以艳羡的笔调去描写古来君臣遇合的美谈，“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蓟丘览古》之《郭隗》一首）。登上幽州台而又慨然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哀叹，表达世无知音的伤感与孤绝的生命体验。这些悲慨之辞似乎与初唐的时代精神不合拍，但它背后恰恰是建功立业的理想与不甘平庸的焦灼，而这正是初唐的时代精神所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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